世界高速运转，她们正投身其中。生于1989～2001的某一年，她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塑造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在被彻底地社会化之前，她们用仍留存着少年感的方式，在社会偏见、营销糖衣炮弹和自身困境中劈出了条自己的路子，重塑着社会对女性的认识。

　　当去年10月，虎嗅首席评论员伯通在追溯中国女性问题根源时发出“谁给她出的题那么难？”一问后，我们曾陆续看到了女足队员王霜、身处漩涡的弦子麦烧、歌手曾轶可等新女性的故事。2019，新女性的故事继续，女权在键盘，她们活生生。

　　而除去关注样本人物之外，我们也试图探讨围绕在当代女性周围，让她们烦恼、抗争、觉醒的话题。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女性被美貌的概念绑架、被父权凝视后，展开的一场自救。

　　此前长达百年，这种束身衣都被当作女性的“第二副骨架”——它的主要作用是把女性的胸部托起，同时，拉住束带，把女性的腰腹缩小。

　　当时，胸部和腰围的大小，是评判女性魅力乃至阶层的唯一标准。女性不得不承受这种审美对身体和精神造成的双重压力。

　　即便是相对宽松的束身衣也会对女性身体造成约15公斤（155牛顿）的压力，而最紧的束身衣产生的压力接近30公斤（300牛顿），可将腰围缩小到40厘米。在这种挤压下，昏厥是常有的事。《加勒比海盗》第一部中，女主角伊丽莎白甚至因为束身衣太紧导致昏厥，掉入海里。

　　而在男性眼中，这绝对算不上什么困扰。女性昏厥会显得弱小，激发男性的保护欲。作为施力的一方，男性享受自己创造的审美和它带来的一切副作用。

　　50年后，粉底、遮瑕膏、眉笔、口红幻化成了一件件隐形束身衣，层层叠套在女性身上。而它的压迫力无远弗届。

　　素颜、戴框架眼镜出门就等同于没有礼貌，缺乏常识。整个日韩社会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个准则。而这种美丽“”背后的逻辑是——女性必须白皙、苗条，以自律的姿态出现人前。反之，就是失礼。

　　根据市场咨询公司Mintel的数据显示，2017年，韩国美妆行业总产值超过130亿美元。韩国以5200万人口，排名全球第27位，却逆袭成为全球十大美妆市场之一。

　　除去投入真金白银，韩国女性每天还要牺牲睡眠，早起1小时～2小时，完成长达12个步骤的全妆。

　　想要以身试法，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2018年冬天，韩国一位女性在Yogerpresso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开除，仅仅因为她素颜，且梳了短发。

　　对完美外表的追求，已经成为韩国所有女性的困境，连儿童也不能幸免。根据韩国美妆网站11街的数据显示，2018年儿童无毒成分的化妆品销量较2017年上涨了340%。

　　而凡此种种实际上是女性集体为一种渗入血液的警惕感买单：我的外表够完美、够精致吗？

　　试着想象这样一幕，你正埋首工作，为完成月底的KPI而头疼。一旁你的男性同事却好整以暇，当面评价起你的长相：

　　“你任谁看都是个Idol的的样子。”上下打量了你一遍后说，“是44（公斤）吧！44！”

　　听到这些评价，韩国的职业女性不要说直接抗议，连瞪回去也不敢。崔宝英听完，只是木然地拿起修容刷，开始往鼻子上打阴影，好让它显得更挺拔。被人夸纤瘦，更深层的意思是——你要保持身材，不能再长肉了。所以，差一点就要打开的零食，又充满“自觉性”地回到了抽屉里。

　　这是韩剧《有点敏感也没关系》第二季里的故事，也是长期活在男性360度凝视下的韩国女性日常。

　　她们深知——不论是在劳动力市场抑或是婚恋市场，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准，不是工作能力、教育水平、内在性格，而是颜值。

　　韩国经济学家Soohyung Lee和Keunkwan Ryu在研究论文中得出了如下结论——女性外表对薪资水平、配偶收入有决定性的影响：

　　颜值最高的女性的薪金收入要比颜值中等的女性高11.1%，颜值最高的女性其配偶的收入水平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7%。

　　而除去这种偏见，留给韩国女性的还有快消品夹杂着耻感的糖衣炮弹。众所周知，“韩妆”二字早就变成了一种美学。它在英语里有专属的词汇—— K-beauty。

　　一个留学生说：悦诗风吟在大街上比便利店还多，一个月打三次折，一次打10天；而首尔地铁的巨幅广告上写着：自然美？这是个弥天大谎。就连电视广告都在质问屏幕背后的每个自卑的韩国女性：连五根口红都没有，你也算是女人吗？

　　至此，韩国的职场、广告、社交媒体，用一场合谋把女性拉入了自我怀疑的困境。

　　作为一个YouTube上的美妆博主，裴莉娜（音译）素颜出镜的一刻，并沒想到会收到死亡威胁。

　　2018年6月，裴莉娜像往常一样，在视频里擦上妆前乳、粉底、遮瑕，戴上美瞳，化好眼线、贴上假睫毛。但在短暂沉默了几秒之后，她开始卸妆。最后一步完成，她戴着框架眼镜笑了。片尾字幕里她写：不要在意别人如何评价你，你本来的样子就很美。

　　这个“离经叛道”的卸妆视频最终获得了超过750万的点击量。但同时进入裴莉娜视野的，还有汹涌的恶意——弹幕和评论的内容很快变成：如果我像你这么丑，我早就自杀了；我一定会找到你，然后杀了你。

　　任铉珠（音译）也经历了这种侮辱和威胁。33岁以播报早间新闻为工作内容的主持人，仅仅因为佩戴框架眼镜出镜，而成为了新闻本身。观众写信到电视台来投诉她容貌不端，制作人也因此责备她。可她拒绝为此改变。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反抗韩国严苛、狭隘的外貌评判标准，她们称此为“脱下束身衣”运动（Escape the Corset）。

　　她们摔碎粉盒、腮红、眼影盘，剪碎口红。它们五颜六色地摊在地上，反射出女性黑白色的生存状态。

　　韩国女性为何要接受男性的凝视和种种苛刻要求，背后的原因与其群体单一的收入模式和来源有关。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韩国的性别平等指数排名为东亚最差，在149个国家中排名第115位，低于中国（103位）和日本（110位）。

　　男权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不鼓励女性独立，希望女性依附于家庭和男性存在。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14岁～29岁的韩国女性中，待业人数比例接近25%，是男性的两倍。

　　这份报告得出的普遍结论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是女性待业的最主要原因，但对韩国来说，教育问题显然站不住脚。早在2015年，韩国女性就以66.1%的大学入学率反超了男性。

　　但这些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很快发现，自己头上男权意志制成的天花板，不论如何都无法打破。

　　韩国统计数据显示，近85%的韩国男性支持女性外出工作，但当问题的主语从“女性”变成“妻子”时，支持率就跌为47%，锐减近半。实际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也与这个数次相差无几，仅为53%，已婚男性的数字高达82%。

　　而即便是外出就业的女性，情形也不容乐观。她们被牢牢钉在文员、助理、出纳这些基础岗位上，毫无升职空间，也难以摆脱贫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7年统计的数据中，韩国女性的低收入劳动比重为35.3%，在8个调查对象国中排名第一。女性只拥有韩国国民议会六分之一的席位，十分之一的企业管理职位。

　　父权社会要求除了照顾孩子和家庭，女性应当把剩下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打扮自己、取悦男性上。被困在家中的女性只得遵守。

　　44年前，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提出“规训”的概念，即社会通过一套复杂而精巧的制度实现权力对身体的控制。被规训的女性化妆服务于男性，而且不断为男权社会的欲望代言。

　　这套理论依然完全适用于理解韩国今天父权社会对待女性的流程和逻辑——首先，区分听话者和拒不配合者，归类正常者与不受控者，然后再分类对其进行规训、惩罚和奖励。

　　如果简单粗暴地把女性归类，参与“脱掉束身衣”运动的韩国女性，显然是对父权和消费主义的双重冒犯，应当受到严惩。

　　而值得一提的是，代替男权制对裴莉娜和任铉珠实施“惩罚”，进行死亡威胁的人当中不乏女性。

　　女性不仅是为了获得配偶而争斗，更是为有限经济来源而展开竞争。这场女性之间的“ 战争” 也同样残酷，同样惊心动魄。

　　美国女性主义者纳奥米·沃尔夫在《美貌神话》里解释过这一行为——美貌在父权制的强权和资本主义的操控下成为控制女性的工具，而对于美貌的崇拜使得女性在不知不觉成为父权制的共谋者。

　　尽管有一部分女性想要摆脱父权的凝视，但只要单一的收入来源和模式没有改变，女性的意志就没法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韩国这座由父权和资本建造的猎场里，没有任何女性是赢家。如同波伏娃说的那样，我（们）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

　　而追求美丽的浪潮同样席卷了中国。用户每一次按下收藏键，美妆博主发出的每一声“OMG！买它！”，都是其中的几朵浪花。中国女性在其中找到了自信，也找到了自己。而韩国这场脱掉“束身衣”运动的样本意义在于告诉所有女性——美丽不是一种宗教式的命令，而是一种选择。而她们，拥有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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