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年一度万众瞩目的维秘大秀，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女性身体一直以来都是话题的焦点。加拿大女性研究专家Carla Rice在其论文中指出，女性身体是限制和可能性并存的双重性场所。针对女性身体不同部分的化妆品、护肤品、药品产业通过广告、产品包装使得主流理想型女性形象悄无声息地被植入女性受众的意识当中。政府通过公共宣传健康运动以“他化”所谓不符合“健美”标准的社会公民，使得“肥胖”与“瘦削”变成一种“病症”。本文将根据不同的身体部分来简析这样一种“社会化”的身体改造计划，以及这项计划所带来的心理生理问题。

　　飘逸柔顺的长发常常是理想型女性形象的配件之一。据调查，美国社会中百分之八十的非裔女性拉直了自己原本卷曲的头发。相应地，头发拉直产品广告中，卷曲的非洲式头发被贴上了“坏头发（bad hair）”的标签，譬如1993年的Rio公司的广告。Rio的产品并没使非裔族群摆脱“被歧视”地位，却使得不少产品使用者开始大量掉发、头皮损伤。在34000个产品购买者当中，有超过3000的顾客向公司投诉，在美国化妆品公司投诉历史上创下了纪录。

　　在国内媒体中，飘逸、柔顺、流动的及腰长发也常常是洗发护发产品广告中的主角，以及广告中女主人公对异性吸引力的来源。流动的秀发在垂坠过程中无意触碰到了男主人公的手，由此展开一段姻缘的老套剧情被这类广告反复使用，剧情、演员、细节都可以变，但是“柔顺长发”，这个作为女性魅力来源的象征却从未变过。

　　丰满的是理想型女性身材绕不开的元素。出租车背座椅背后的丰胸手术广告，罩杯中一层一层的胸垫，“聚拢”胸罩的兴起，都在下意识地在女性的意识中植入丰满挺拔的理想型胸型，而这些丰胸手术所带来的并发症自然不会在广告中出现。

　　据调查，在加拿大社会中，大部分进行过丰胸手术的女性都会因手术并发症再次进行手术，譬如假体破裂、假体泄露、假体收缩。与接受其他整容手术的女性相比，接受手术的女性具有两倍患脑癌的风险，三倍患肺癌的风险，以及四倍的自杀倾向。

　　Carla Rice在“苛求的美：探索20世纪女性身体改造计划及其问题（Exacting Beauty: Explore Women’s Body Projects and Problems in the 21st Century）”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常常将肥胖与“无吸引力、生理与情感上不健康、走下坡路、无自制力”挂钩。媒体常常使用“骨头的斗争”、“名人的秘密减重手术”、“明星在海滩边最好与最差的身材”等标题，使读者将眼光聚焦于女性身体并对其进行评估打分，在当今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广告中也常常能看到一米六的女性超过50公斤即为“肥胖”的荒唐言论，基于外貌身型的相互比较与竞争由此散播开来。

　　除了媒体在背后推波助澜，政府也在想方设法将“健美”形象植入公民的意识当中。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不少西方国家政府发起了公共教育运动来推广体育运动。譬如前任加拿大总理Pierre Elliott Trudeau就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发动ParticipACTION运动。在该运动的宣传广告中，一位三十岁的加拿大人的身材与一位六十岁的瑞典人的身材被放在一起比较（瑞典人以“身材健美”著称），健美的白人形象被描述为理想的加拿大公民形象，而与该种形象不符的公民则被描述为“不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在Carla Rice所采访的被定义为“肥胖”的女性中，几乎所有人都有饮食问题，问题的起因可能是幼时在家长限制饮食的压力下形成的私密饮食习惯，也可能是年龄增长后为解决身材问题而采取的不规律饮食。“瘦”被描述为“魅力”的必然条件。许多受访者坦言只有在摆脱“肥胖”的阴影后，才有可能吸引到异性。

　　而当体重问题与种族问题挂钩后，“肥胖”不再是唯一的问题体型，“过分瘦削”也被定义为问题体型。在许多非主流族裔群体中，理想型身材所覆盖的范围较主流族裔所倡导的范围要更为广泛，身材瘦削或丰腴的女性亦可被视作“有魅力”。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印着“饥饿的非洲人”形象的公益广告在主流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过分瘦削”与“贫困、绝望、第三世界”挂钩。对于少数族裔有色人种来说，“过分瘦削”所带来的心理恐慌并不亚于“肥胖”。

　　在一则1930年的法国肥皂广告画报中，一名黑人在用了Dirtoff公司生产的肥皂洗完手后双手立即变白。然而这则广告的目标受众却并不是黑人，而是广国汽车机械师和家庭主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黑人被“洗白”的画面常常在肥皂广告中被运用，以显示肥皂“清洁”作用的效果之强。然而，“皮肤洗白”（skin-bleaching）和“肤色提亮”（skin-lightening）这两个概念绝非黑色人种的专有名词。

　　“肤色提亮”是一个全球化的概念，遍布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东亚、南欧、以及北美有色人种聚集区域。当今社会中“肤色提亮”产品（主要为化妆品、护肤品）在全球市场中的流动，与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全球化以及西方审美霸权是分不开的。不可否认的是，“美白”这一概念在某些地域（譬如东亚）并不仅仅归因于殖民所带来的审美同化，在中国、日本，对于女性“白而美”形象的巩固由来已久。然而，当今各个社会中对美白产品的集体朝拜却离不开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断断续续以不同形式被巩固灌输的“白人至上”意识。

　　对于女性来说，“亮色皮肤”背后各种内涵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外表上对异性的吸引力。通过媒体这一有力扩散工具，跨国公司与政府潜移默化地将西方文化与产品放在全球各人种消费需求的中心。与上世纪借助血腥武力建筑起来的殖民系统不同，当今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贸易系统与市场建立在“虚伪”的平等的基础之上。表面上跨国制药与化妆品公司宣扬的是“女性的自主性”，并且通过推出各种化妆品药物以供女性选择来建构起一种女性日益饱满的自主选择权的假象。然而，“肤色提亮”这一概念背后就是“以白为美”的价值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

　　除了政治经济原因以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也是“美白”概念形成过程的背后推手。Glenn在其文章中详细阐释了“美白”概念是如何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中被巩固的。以非洲与非洲人种聚居地为例，“皮肤漂白”这一概念主要是欧洲殖民时代的遗毒与当今西方资本文化渗透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殖民语境中，非洲人的黑色皮肤常常被与“原始、缺乏文明、无限制的、污染、以及肮脏尘土”等负面概念联系在一起，只有肤色亮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当今非洲与非洲人种聚居地社会中，“皮肤漂白”产品的使用依旧广泛，譬如水银肥皂。长时间接触水银所带来的是神经系统的损伤和肾脏的衰竭。在非洲南部，由于长期使用水银肥皂所带来的病变已成为当地的一个主要健康问题。而这些肥皂的产地并不是非洲本土，而是以意大利爱尔兰为首的欧盟国家。尽管法律严令禁止这些肥皂在欧盟国家范围内的销售，然而依旧阻止不了非洲黑种人对该种“漂白”产品的进口，在欧洲国家生产出来的“漂白”肥皂被贴上“抑菌”、“除臭”的标签，依旧在非洲市场中肆意流动。

　　东亚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尤其对于女性来说，亮色白色皮肤自古以来就被推崇为“美”的标准之一。在明治时代，来自社会较高阶层的日本男性女性会在脸上涂抹白铅粉。“被煮熟的白鸡蛋”，是当时日本社会对女性皮肤理想状态的形象比喻，光滑，白暂，无暇。而在中国古诗中女性雪白的肌肤也常常被描述“美”的表征，譬如“皓腕凝霜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跨国化妆品公司的推波助澜下，东亚地区已成为全球消费“美白”产品的主要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