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服这件事，从来不是一件小事，有时它展现出时代的风貌，有时它关系个人的命运。

　　今年年初，加拿大女孩 Karis 滑雪的时候受了伤，以至于不得不停学。而最近，当她养好了伤，穿上新的连衣裙，准备回到校园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时候，却被现实重击，班主任对她的裙子进行了羞辱。

　　“她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衣服出门了。” Karis的父亲在tiktok上为女孩的遭遇鸣不平，“她好像有点抑郁症了，学校这么教育实在太过分了。”

　　Karis的遭遇不是孤例，在时尚风格百花齐放，社会愈发包容的当下，一些旧时代的遗民开始对现代穿搭指指点点，用道德大棒袭击他们：

　　如果你常关注时尚，就会知道“内衣外穿”已然成为女性时尚风格中的一大热门。

　　随着 Mugler 、Ottolinger 等专注紧身廓形的品牌开始受到追捧，Miu Miu 的迷你超短裙风靡全球，BM 式的辣妹着装进入主流审美。

　　肉眼可见的，显露身材的服装越来越多出现在市场上，“内衣外穿”的选择愈发广泛。

　　自去年起，Boudoircore 式设计大量出现在秀场上，这类设计通常会在鱼骨胸衣、Bra 内衣的版型基础上，利用蕾丝、透纱等面料，凸显对女性身体的刻画。

　　一条出自 MIU MIU 2023 秋冬秀场，价值 4 万元的钻石内裤成为近期的大热话题。国内外已有不少穿它登上杂志的女星。国外博主Julia Hobbs 则已经开始穿着它出门，探索这条闪亮底裤和通勤上班的适配性。

　　Prada 总监Miuccia Prada 更是兴奋地和《Vogue》杂志编辑说，“我喜欢它！如果我年轻一点，我就会穿着内裤出门。”

　　国内外不少女明星们也纷纷在私服中，响应着这一整轮愈演愈烈的内衣外穿风潮。

　　向来行事大胆的卡戴珊姐妹，将内裤套在之外；Bella Hadid 则是直接穿着内裤走上街头；日婆蕾哈娜则几乎在整个怀孕期间，都在用内衣外穿的造型，轰炸各大时尚媒体。

　　国内也有潮流 icon 们在尝试这类风格。但即便她们基于东方的含蓄思想，打造的风格不及上面所展示的那么先锋前卫，但在国内依旧是水土不服，遭遇到不少身体羞辱。

　　在某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交平台上，早有关于不少瑜伽裤相关的话题，讨论角度充满诋毁穿着者私生活的暗示。

　　被赤裸挂在热搜上讨论还有像 #娜扎露内裤带、#迪丽热巴又漏背了、#热依扎露胸、#杨幂露内衣肩带；近期虞书欣穿低胸蕾丝裙的造型，也收到不少审美low、风尘、擦边女的恶评。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穿搭你会发现，如果按照他们声称的那道“合乎道德”的“传统”标尺来审查，那当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旧时代的道德罪犯。

　　改革开放前，着装关乎的不仅是名声上的道德，更关乎灵魂的道德，当时主流着装的老三色，就是一个明证。

　　那一时期，人们时尚观无限趋同，实用耐穿、无差别化成为服装的重点。直到改革开放，事情才迎来转机。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共同的时代记忆里一定有喇叭裤。如今稀松平常的喇叭裤，一开始进入中国时，也经历过被污名化的阶段。

　　在保守人士的眼中，紧致的喇叭裤勾勒出太过明显的臀线，而穿喇叭裤的年轻人是“街痞子”“浪”。

　　在那段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里，喇叭裤在作家笔下是件时髦玩意，也是书写打破农村保守封闭状态的一颗石子。

　　除了喇叭裤，共担骂名的还有像蛤蟆镜、蝙蝠衫、文化衫、爆炸头。跳交谊舞更是被定义为伤风败俗。

　　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是，当时，中国成立了第一支时装表演队，此时的模特还不叫模特，叫时装表演队演员。

　　社会道德观念对她们的压制同样强烈。一名当时的女表演员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她的父母知道她进时装表演队后非常生气，觉得做这样袒胸露背的工作会影响她以后嫁人。来自大众的非议也同样不小，导致这支时装表演队差点面临被解散。

　　直到根据表演队故事改编的电影《黑蜻蜓》上映，模特在世俗观念中开始趋向正面，成为彼时大众创立审美观念的窗口之一。

　　70、80年代交汇期，大众时尚观念的扭转，他们厌弃之前恪守清规戒律的单调生活，开始追逐时尚，消费时尚。

　　此时人们打破禁忌所受的阻碍，更多来自世俗道德观念中的家长里短、街头巷尾嚼舌根式的束缚。

　　1979年，北京首都机场门口有幅《泼水节，生命赞歌》的大壁画，画上是3名在河里洗澡的傣族女孩。当时外国人知道这事后都报道疯了，核心思想就是中国公共场域第一次出现了女人身体。

　　可以这么说，大众对穿搭的态度，很大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开放程度与包容力。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穿搭的道德标准随时而变，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但落实到具体话语中，你会发现一个恐怖的事实：

　　女性着装性感，显露腰、背、胸等部位，便会被贴上媚男、擦边的标签；但男性着装不得体，却鲜少会上升至对人格的质疑，顶多就一句恶心。

　　当她们直面本能拥抱欲望，坦率人性的一面，却会被解读成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某一个男性。

　　甚至当女性被骚扰、攻击，受害者有罪论往往会指向她 “衣着暴露，引导嫌疑人犯罪” 。

　　一场名为《当时你穿了什么？》的性侵衣物展，一件件普通没有共通性的服装告诉我们，性侵的发生与受害者的着装无关。

　　这套看似“天经地义”的逻辑里，女性被分裂为两种角色，“贤妻”和“”。

　　并非女性主动选择，而是道德观念按照传统以男性主导的既定思维，为男性角色量身定制的两种装饰品。

　　时代原因，男性拥有更多在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机会。长此以往，在一个家庭中，往往男性更占据经济、权力的主导地位，而女性，则为附庸角色。

　　1890 年代和 1900 年代初的反妇女选举权海报，暗示一旦女性拥有选举权，会导致男子气概的丧失

　　被按用途分类的女性角色，成为了满足男性不同欲望的“物品”——圣洁的妻子和放纵的。

　　女性只能在两套对立的审美极端中作出选择，要么成为“结婚对象”，要么成“玩弄对象”。

　　只要活在这套道德体系中，女性便丧失了对自我身体的解读权，同样，她也失去了对自己着装、甚至内衣的选择权力。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出现的新潮女郎形象，实际也是女性重掌身体自主权的一次探索。

　　电影时代背景身处西方第一次女性主义启蒙时期，女性脱下束缚的紧身胸衣，摆脱用沙漏型身材穿厚重裙装的审美，她们剪掉厚重卷发，留起波波头，穿起紧身连衣裙，身段变得轻盈。

　　自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男性开始摒弃累赘的着装风格，拥有行动更自如简约的剪裁服饰，女性便开始承担起装饰品的传统角色。

　　新潮女郎的形象，让女性服装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和男性服装同等的贴身程度，是一场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公然挑战。

　　而到了20世纪 60、70年代，胸衣风潮再次兴起。这一次女性开始一步步拿回胸衣的叙事话语权。

　　设计师 Vivienne Westwood 开始改造 18 世纪的鲸骨胸衣，直接将这一设计以朋克风格推上秀场，不少重磅级的设计师也紧随其后推出类似的胸衣设计。

　　这一整轮的胸衣风潮中，胸衣的意象被重新诠释，它不再是简单的意象，它同时可以是女性衣橱中的一种选择。

　　这一系列的胸衣设计成为女性拿回着装主导权的武器。洗脱胸衣被污名化的同时，女性拿到了书写胸衣意象的权利。

　　女性思潮与父权社会互相拉扯，服装道德观念的转变也在不断更迭，它牵制着现代着装风格的变化，也成为了关乎性别矛盾的舆论场。

　　女性是否能穿低胸装，是否需要掩盖内衣痕迹，是否在大众场合袒胸露背就是在明晃晃地取悦勾搭异性？

　　男性是否能穿粉色，是否穿白袜就意味着生活西化，是否过度注重打扮就意味着男性阳刚气质的缺失？

　　人们一边被这些传统观念牵制，一边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开始穿衣自由的意识觉醒。

　　潮流顾问费里尔·卡鲁伊 (Fériel Karoui) 表示，展示内衣，是一个感性而非性感的话题。它赋予女性直面自己，掌控自我的权利。

　　女性被时尚风格所趋，在袒露肌肤的前卫穿着中，获得从身体羞耻到穿衣自由的思想解放。

　　无论是健身服饰的运动胸衣，或是改造版鲸骨胸衣，皆是一个个女性开启自我探索的一步。

　　所谓内衣外穿伤风败俗的争议，也像是一场当时尚趋势演化到某个节点，必然出现却也不过螳臂当车的旧道德观念反抗。

　　实际早期男性服装选择同样丰富，只是屈于男性喜好服饰会被认为是软弱的传统观念，在迭代过程中，实现了“男性时尚大摒弃”，流线型的剪裁成为主流，形式屈从于功能。

　　一步步演化成为大众刻板偏见中，总想当然地认为 #直男不懂穿搭，#男性没有时尚。

　　着装上的性别分化，在时尚民主化中一点点被消解，传统观念中的禁忌设计领域被不断点亮。

　　在成熟的时尚商业运转下，男性服装的颜色、设计愈发丰富，女性服装也有了更多维度的探索。

　　细看如今的设计，性感、柔弱、高跟鞋、紧身裙，这些在传统观念中明显的女性倾向，如今也能出现在男性服饰领域。

　　人能被当成独立思考的个体，思想、欲望皆能获得有效尊重，或许充满人性本色的世界，才更让人有鲜活生活的冲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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